《等待貫徹人權與法治精神的法務部長》
只要是法律人都知道美國人克萊倫斯‧丹諾律師﹝生於1857年,卒於1938年﹞的偉大!他身為一個律師,透過法律,徹底實踐人權主義、人道主義、人文主義……等等主張。窮其一生,努力地為弱者打抱不平、伸張正義,並且以大無畏的精神,慷慨激昂,勇於大聲撻伐任何形式的強權所造成的不公不義;他還痛恨愚昧和無知,發表了許多引領現代人文思想發展的前瞻言論;林林總總,讓人不得不敬佩他是一個偉大的法律人,就連胡適之先生都說:「丹諾先生,是位最可敬愛的美國人。」而美國人也評論:「丹諾,讓美國的歷史多采多姿。」
另外,只要是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法治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!世界各國政府的執政者往往也具備某種程度的法律人本質。遺憾的是,二○○年到二○○八年台灣在許多「惡律師」治國下,該等知法玩法,視法治如無物,大鑽法律漏洞,如今造成台灣社會大眾對法律人的誤解,殊不知,真正的法律人,都是以丹諾律師為榜樣,其行事用心,便是透過法律實踐自由與人權的主張、並且扶助弱勢、以及試圖創造出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。
幸好,八年終於過去了。同樣可說是具有法律人本質出身的馬英九先生當選台灣現任總統。以目前內閣未確定之前的政治氛圍,我不知道馬先生是否知道法治對於國家的重要性?更無法看出在台灣的法治被蹧蹋了八年之後,馬先生是否有重振台灣法治社會的理想道德高度?我真的絲毫感受不到。於是我擔憂,台灣的未來,是否只打算植基於經濟基礎上,忽視了法治的重要性?
台灣突飛猛進的年代,是從經國先生開始的。經國先生雖然在特務系統的把持上受人非議,但是重用經濟人才││可有一點大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,那就是經國先生本身抓緊了法治精神。當年的台灣社會,在他的帶領下,商人好好拼經濟賺錢,政治人物戮力從公為民服務求升遷;他還嚴格限制自己身邊的皇親國戚不得涉足任何不當利益。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:經國先生以法律人的精神,先為台灣打造了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,再配合經濟人的有效經濟政策,終於率領台灣在世界經濟體的競爭中脫穎而出。有時候我會這樣想,當時若是沒有法治和經濟相互配合,台灣不會成為後來亞洲四小龍的龍頭。
法治和經濟一定要互相配合的重要性,我們還可以從李登輝先生主政的前四年台灣社會發展觀察中得悉。如果台灣人民不健忘,那四年之中的法務部長正是馬英九先生和廖正豪先生。他們兩人掃毒、查賄、掃黑……,在在試圖為台灣建立真正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,不想台灣社會的公平公義價值被淹沒在「台灣錢淹腳目」的金錢﹝經濟﹞追逐中。我真心的這樣想:是因為有他們兩人的關係,那四年,依然是台灣社會美好的四年。然而李登輝先生主政的後四年,換了誰來當法務部長?在那幾位法務部長後,台灣社會現在變成什麼樣的一個地方?
試問,有誰還記得那四年的法務部長是誰?又有誰記得那四年的法務部長做了什麼事?做人厚道點,論其人之功,不道其人之過。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,那四年的法務部長沒做錯什麼事,卻也沒做對什麼事。但是因為他們的不作為,台灣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逐漸流失了。法治精神逐漸流失的四年後,再接續後來民進黨主政,一干人等,知法玩法,八年下來,台灣社會幾乎完全喪失法律人致力維護的││人類應有的人權主義、人道主義、人文主義……等等基本價值。
再往下看之前,先說一段或許是杜正勝先生對台灣最大的功勞:他讓人們知道了教育對社會未來的重要性。但是,有多少人注意到:徒有教育不足以幫台灣社會建立人類基本應有的各種價值觀念。任何有識之士,應該都知道:法治,不僅是正義最後的一道防線,也是正義最堅強的防線。若是法治精神無法貫徹,再好的教育制度和環境,最後必然徒勞無功。因為,當人們看到鑽法律漏洞的人私心可以得逞,那些人類應有的基本道德價值很快就會被擱置在旁邊。也在馬英九先生當選新總統後,我看到人們對教育部長的高度重視,卻發現,竟然罕有人提到法務部長的重要性!只有前陣子陳長文律師,針對此點,於媒體論壇中拋磚引玉、大聲疾呼。然而他懇切的呼籲,卻彷彿泥牛入海,無法激起社會大眾和媒體的呼應的任何漣漪。這讓法律系畢業的我,致力推崇丹諾先生的精神的我,以法律人自居的我,不勝唏噓。
於此,讓我呼籲:一個優秀的法務部長對台灣社會太重要了。他將帶領台灣的法務部檢察系統、調查局人員和獄政矯治人員,無私無我地貫徹公平正義的原則,堅強地落實法治精神,成為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堅強後盾。因為,只有在法治社會中,經濟發展才不會同時帶來道德淪喪;也只有在法治社會中,才能看到真正的公平正義。
期待王清峰部長能夠貫徹人權與法治精神,大無畏、有魄力、勇敢任事。那將是台灣之福、台灣之幸,其影響價值不亞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。